“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。”基层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只有找准“方向”，蓄足“能量”，才能提升治理效能，实现我县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、生态宜居有机融合。经调研，我县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现象：

    一、矛盾纠纷复杂多元。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新的利益诉求不断涌现，涉法涉诉、征地拆迁、山林田界、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增多，经济债务纠纷、医疗纠纷、干群纠纷、留守情感纠纷等新型矛盾更加复杂多元。

    二、治理主体空心弱化。农村“空心化”“老年化”现象严重，如我乡某村户籍1324人，实际常住300余人，老人、妇女等群体成为农业生产主体，农村社会治理人才短缺、能力弱化，在村级事务中缺乏话语权。

    三、基层基础较为薄弱。全县50岁以上村“两委”占比超25%，网格员占比超50%，少数村干部履职能力差、带动致富能力弱，导致党支部在群众心中的凝聚力不够、号召力不强。“雪亮工程”监控探头仅有2720个监控，且未及时迭代升级，严重滞后基层社会治理需求。

    四、治理机制融合不够。基层社会治理“重管控、轻服务”，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现象存在，缺乏系统治理思维。基层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发挥不够，没有把各类组织、各方力量、各种资源有效整合，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、乡村振兴等工作融合不够。

    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    一、聚焦民心所向精“导航”。一是在治理理念上要与群众产生“共情”。只有学会求解群众利益的“方程式”，才能得出群策群力的“最大值”，也才能得到群众的真正认可和拥护。二是在治理方法上要与群众同“视角”。要努力做到让群众办事流程更便捷、诉求渠道更畅通、生活环境更美好。群众的诉求能否依法及时就地解决，是衡量治理效果的重要指标。

    二、聚焦机制创新壮“筋骨”。一是持续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。加强乡村人民调解队伍建设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深化“三两制”和矛盾纠纷跨乡镇联调机制。二是持续强化重点对象动态管控机制。进一步厘清县、乡、村职责，部门和属地职责，政府管理和家庭监护责任。对精神障碍、涉刑涉毒等重点对象精细化、精准化管理。三是持续做实乡村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，用资金、土地、晋升渠道等政策手段，让县外年轻人回乡创业，让县城的年轻人定期到乡村服务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。

    三、聚焦“五共”目标强“缔造”。一是树立“引领”理念。以打造“蜂巢式”党支部为抓手，推进“党建+网格”管理模式，每个乡(镇)每年打造2—3个“五治”融合示范点。二是树立“协同”理念。基层党组织统筹引领，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由政府单项管理向社会多方参与转变，建立多主体合作、多手段统筹、全方位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。三是树立“参与”理念。依托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建设，培塑良好民风家风，引导群众了解、支持、参与各类村级事务。

    四、聚焦基层基础活“末梢”。一是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，整合政法、综治、信访、政务服务等平台资源，选优配强人员，实现整体推进、联勤联动。二是持续推进“雪亮工程”提档升级，将经费纳入预算，逐年保障，稳步实施。三是持续强化网格管理服务。探索推行“1个专职+N个兼职”网格员，完善网格化管理、精细化服务，做到“费随事转”，实现“人在网格走、事在网格办”。

    五、聚焦科技赋能强“支撑”。一是依托“城市小脑”建设，整合综治信访、便民热线、警情舆情等信息源，搭建集信息整合、会商研判、联动处置为一体的平台。二是依托数字乡村建设做实 “网格化+智能化”，推进信息进网入户，连接政府与基层群众，提升基层治理智能化、精细化水平。三是依托“大县城”建设，推进县城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改造，加快交通、水电气等便民系统升级，推进车站、学校、商场等重点区域5G基站和配套网络建设，为基层治理提供科技硬支撑。